Omega-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在腦部健康中的角色，近年來受到愈來愈多的科學關注。Dyall 於 2015 年在《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》發表的綜合回顧文獻（PMID: 25954194），系統性整理了 DHA 與 EPA 在腦部結構與功能中的差異化角色，並將現代飲食中 Omega-6 與 Omega-3 比值的劇烈變遷與神經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趨勢加以連結。這篇綜述為理解脂肪酸與腦科學的關係提供了全面性的學術框架。
DHA 在大腦中扮演什麼樣的結構性角色？
二十二碳六烯酸（DHA）是大腦中含量最豐富的 Omega-3 長鏈多元不飽和脂肪酸（PUFA），約佔腦部總 PUFA 的 40%。Dyall 2015 的綜述指出，DHA 在神經細胞膜磷脂質中的濃度尤其高，特別集中於突觸末端（synaptic terminals）與視網膜的感光細胞。這種高濃度分佈並非偶然——DHA 的六個雙鍵賦予其獨特的分子彎曲度，能增加細胞膜的流動性（membrane fluidity），直接影響嵌入膜中的受體與離子通道的構型變化與訊號傳導效率。
從發育角度而言，DHA 在胎兒期第三孕期至出生後兩年的腦部快速發育階段尤其關鍵。此時期大腦以極高速率積累 DHA，用以構建突觸連結與髓鞘化（myelination）。動物研究顯示，母體 DHA 攝取不足會導致後代海馬迴神經元樹突棘密度降低、空間學習能力受損。Dyall 的綜述強調，DHA 的角色不僅限於被動的結構性組成，它還透過調節基因表達——例如活化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活化受體（PPARγ）和視黃酸 X 受體（RXR）——主動參與神經可塑性（neuroplasticity）的調控。
此外，DHA 也是神經保護性代謝物的前驅物質。當神經細胞受到氧化壓力或發炎刺激時，DHA 可經由 15-脂氧合酶（15-LOX）轉化為神經保護素 D1（Neuroprotectin D1, NPD1），此分子具有抗凋亡（anti-apoptotic）與抗發炎的雙重功能，被認為是大腦自我保護機制的核心介質之一（Dyall, 2015, PMID: 25954194）。
EPA 的抗發炎機制如何透過消退素運作？
相較於 DHA 偏向結構性與神經保護性角色，二十碳五烯酸（EPA）在 Dyall 2015 的綜述中被定位為主要的抗發炎效應分子。EPA 在大腦中的絕對濃度遠低於 DHA，但其功能意義卻不容忽視。EPA 的抗發炎機制主要透過兩條路徑運作：
第一，EPA 與花生四烯酸（Arachidonic acid, AA, Omega-6）競爭環氧合酶（COX）與脂氧合酶（LOX）的酵素活性位點。由於 AA 經由這些酵素代謝後產生強效促發炎介質（如前列腺素 PGE2 與白三烯素 LTB4），EPA 的競爭性取代可有效減少這些促發炎分子的生成。
第二，更具突破性的是，EPA 本身可被代謝為一類稱為消退素（Resolvins）的專化促解消介質（Specialized Pro-resolving Mediators, SPMs）。Dyall 引述的研究指出，E 系列消退素（Resolvin E1, RvE1）不僅能被動地抑制發炎反應，更能主動促進發炎的解消過程——包括誘導嗜中性球的凋亡與吞噬清除、促進巨噬細胞轉為修復型表型（M2 型）。這一發現代表了從「抗發炎」到「促進發炎解消」的概念升級，對於理解慢性神經發炎（chronic neuroinflammation）在精神疾病中的角色具有重要意義。
現代飲食中 Omega-6/3 比值失衡的意義為何？
Dyall 2015 綜述中最具公衛意義的論述之一，是將現代西方飲食中 Omega-6 與 Omega-3 的比值變遷與神經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趨勢加以對照。根據其引用的數據，人類在演化過程中適應的 Omega-6/3 比值約為 1-2:1，然而當代西方飲食的比值已攀升至 15-20:1，甚至在某些族群中更高。這一劇變主要源於工業化食品生產中大量使用富含 Omega-6 的植物油（如大豆油、玉米油、葵花油），以及漁業資源減少導致的 Omega-3 攝取下降。
當體內 Omega-6/3 比值過高時，AA 代謝路徑佔據主導地位，促發炎前列腺素與白三烯素的生成增加，而 EPA/DHA 衍生的抗發炎與促解消介質（如消退素與神經保護素）的生成相對不足。Dyall 指出，這種慢性低度促發炎狀態（chronic low-grade pro-inflammatory state）恰好與多種神經精神疾病的病理特徵重疊：憂鬱症患者的促發炎細胞激素升高、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微膠細胞（microglia）慢性活化、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氧化壓力標記增加等。
這項觀察並不等同於因果關係的證明，但 Dyall 的綜述透過整合流行病學數據、動物實驗與臨床試驗證據，建構了一個具有生物學合理性（biological plausibility）的假說框架：現代飲食脂肪酸組成的根本改變，可能是驅動神經精神疾病發生率上升的被低估環境因素之一（Dyall, 2015, PMID: 25954194）。
這篇綜述對未來研究與公衛政策有何啟示？
Dyall 2015 的回顧不僅彙整了既有證據，更指出了若干重要的研究缺口與未來方向。首先，多數臨床試驗在測量受試者基線的 Omega-3 血中濃度時缺乏一致性，使得「補充不足者」與「已充足者」之間的差異反應難以釐清。其次，DHA 與 EPA 的個別效應在許多試驗中被混為一談，未來研究需要更精確的單一成分設計。此外，大腦不同區域的脂肪酸組成差異、年齡相關的 DHA 代謝變化、以及基因多型性（如 FADS 基因簇的變異）對 Omega-3 代謝效率的影響，均為有待深入探索的議題。
從公共衛生政策角度而言，Dyall 的綜述暗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：與其僅透過補充劑來彌補 Omega-3 的不足，更應從食品工業源頭著手，重新審視植物油在加工食品中的過度使用，以及如何促進富含 Omega-3 的食物來源（如深海魚類、亞麻籽、核桃）在日常飲食中的佔比。這種「回歸演化適應飲食模式」的思維，或許比單純的營養素補充更能從根本上改善族群層級的腦部健康。